2011-09-06 17:37:36
前示學規，乃示學者求端致力之方。趣向既定，可議讀書。知人行遠，必假舟車，舟車之行，須由軌道，待人駕駛，駕駛之人，既須識途，亦要嫻熟，不致迷路，不致顛覆，方可到達。故讀書之法，須有訓練，存乎其人。
書雖多，若不善讀，徒耗日力，不得要領，陵雜無序，不能入理，有何裨益？所以《學記》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也。古人以牛駕車，有人設問，“車如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此以車喻身，以牛喻心。車不自行，曳之者牛；肢體連用，主之者心。故欲讀書，必須調心，心氣安定，自易領會。若以散心讀書，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必不能入。以定心讀書，事半功倍。隨事察識，語語銷歸自性，然後讀得一書自有一書之用，不是汎汎讀過。須知讀書即是窮理博文之一事，然必資於主敬，必賴於篤行。不然，則衹是自欺欺人而已。
《易· 繫辭》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者，決也。決是分別是非之意，猶今言判斷。決去其非，亦名爲決。此書名所由始。契乃刻木爲之，書則箸於竹帛。故《說文》曰：“書，箸也。從聿。”所以書者，是別白之詞。聲亦兼意。孔穎達《尚書正義》曰：“道本沖寂，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舉，聖賢闡教，事顯於言，言愜羣心，書而示法，因號曰書。”名言皆詮表之辭，猶筌蹄爲漁獵之具。書是能詮，理即所詮。《繫辭》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讀書在於得意，得意乃可忘言。意者，即所詮之理也。讀書而不窮理，譬猶買櫝還珠，守此筌蹄，不得魚兔，安有用處？禪家斥爲 “念言語漢”，俚語謂之“讀死書”。賢首曰：“微言滯於心首，轉爲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成名相之境。”此言讀書而不窮理之過。記得許多名相，執得少分知解，便傲然自足，頓生狂見，自己無一毫受用，衹是增長習氣。《圓覺經》云：“無令求悟，唯益多聞，增長我見。”此是不治之證。故讀書之法，第一要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切不可以成見讀書，妄下雌黃，輕言取捨，如時人所言批評態度。南齊王僧虔《誡子書》曰：“往年有意於史”，後“復徙業就玄”，“猶未近仿佛。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爲之逸，腸爲之抽。專一書，轉（通）[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言，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揮）[於]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會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衆篇，何者內外；《八袠》所載，凡有幾家；四本之稱，以何爲長。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據此文，可知當時玄言之盛，亦如今人之談哲學、新學。後生承虛接響，騰其口說，騖名無實，其末流之弊有如是者。僧虔見處，猶滯知解，且彼自爲玄家，無關儒行。然其言則深爲警策，切中時人病痛，故引之以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之旨，慎勿以成見讀書，輕言批評，此最爲窮理之礙，切須誡絕也。
今以書爲一切文籍記載之總名，其實古之名書，皆以載道。《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讀書之名始此。《尚書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此見上古有書，其來已遠。《書序》復云：“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而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疑當時《八索》者類陰陽方伎之書，故孔子作《十翼》，以讚《易》道之大，而《八索》遂黜。《職方》，孔穎達以爲即指《周禮》。疑上古亦有方志，或不免猥雜，故除之。）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此義實通羣經言之，不獨《尚書》也。《尚書》獨專“書”名者，謂其爲帝王遺書，所謂“文武之道，布在方策”者是也。“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所以顯道，事之見於書者，皆文也。故六藝之文，同謂之書；以常道言，則謂之經；以立教言，則謂之藝；以顯道言，則謂之文；以竹帛言，則謂之書。《論語》記“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子不語怪、力、亂、神”，此可對勘。世間傳聞古事多屬怪、力、亂、神，如《楚辭·天問》之類。《山海經》疑即《九丘》之遺。如《竹書紀年》、《汲塚周書》、《穆天子傳》等，固魏、晉間人僞書。然六國時人最好僞撰古事，先秦舊籍多有之。故司馬遷謂“諸家言黃帝，其言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可知孔子刪《書》，所以斷自唐虞者，一切怪、力、亂、神之事，悉從刊落。鄭康成《書論》引《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今伏生所傳今文纔二十九篇，益以古文，並計五十八篇。”《古文尚書》雖有依託，並非全僞。據此可見，孔子刪後之《書》，決無不可信者。羣經以此類推，爲其以義理爲主也。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此是孔子之讀書法。今人動言創作，動言疑古，豈其聖於孔子乎？不信六經，更信何書？不信孔子，更信何人？“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無）[亡]矣夫！”此是考據謹嚴態度。今人治考古學者，往往依據新出土之古物，如殷墟、甲骨、漢簡之類，矜爲創獲，以推論古制。單文孤證，豈謂足徵？即令有當，何堪自詡？此又一蔽也。孔子讀《易》，韋編三絕，漆書三滅，鐵撾三折，其精勤專久如此。今人讀書，不及終編，便生厭倦，輒易他書，未曾玩味，便言已瞭，乃至文義未通，即事著述。抄撮勦襲，自矜博聞，繆種流傳，每況愈下。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此不獨淺陋之甚，亦爲妄誕之尤，其害於心術者甚大。今日學子，所最宜深誡者也。
《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伊川曰：“天爲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人之蘊蓄，由學而大，而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此學之所以貴讀書也。“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乃知貴近者必遺遠也。河伯見海若而自失，乃知執多者由見少也。讀書非徒博文，又以蓄德，然後能盡其大。蓋前言往行，古人心德之著見者也，畜之於己，則自心之德與之相應。所以言“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業者，即言行之發也。君子言而世爲天下法，行而世爲天下則，故亂德之言，非禮之行，必無取焉。書者何？前言往行之記錄是也。今語所謂全部人生，總爲言行而已矣。書爲大共名，六藝爲大別名。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初無經史之分也。嘗以六藝統攝九家，總攝四部，聞者頗以爲異。（《泰和會語·楷定國學名義》）其實理是如此，並非勉強安排。莊子所謂“道術之裂爲方術，各得一察焉以自好”。《漢志》以九家之言皆“六藝之支與流裔”，亦世所熟聞也。流略之說，猶尋其源，四部之分，遂豐其蔀。今言專門，則封域愈狹，執其一支，以議其全體，有見於別而無見於通，以是爲博，其實則陋。故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束於教也”。守目錄校讐之學而以通博自炫者，不可以語於蓄德也。清儒自乾嘉以後，小學一變而爲校勘，單辭碎義，猶比窺觀。至目錄一變而爲版本，則唯考論槧刻之久近，行款之異同，紙墨之優劣，豈徒玩物喪志，直類骨董市談。此又舊習之弊，違於讀書之道者也。
以上略明讀書所以窮理，亦所以蓄德。料簡世俗讀書不得其道之弊，大概不出此數端。然則讀書之道，畢竟如何始得？約而言之，亦有四門：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雜。三曰密而不煩。四曰專而不固。局與雜爲相違之失，煩與固爲相似之失。執一而廢他者，局也；多歧而無統者，雜也；語小而近瑣者，煩也；滯跡而遺本者，固也。通則曲暢旁通而無門戶之見；精則幽微洞徹而無膚廓之言；密則條理謹嚴而無疏略之病；專則宗趣明確而無泛濫之失。不局不雜，知類也；不煩不固，知要也。類者辨其流別，博之事也；要者綜其指歸，約之事也。讀書之道盡於此矣。
《學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鄭注：“離經，斷句絕也。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趣向。”是離經爲章句之學，以瞭解文義爲初學入門之事。繼以辨志，即嚴義利之辨，正其趨向，否則何貴於讀書也。下文云：“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敬業、博習、論學，皆讀書漸進功夫。樂羣、親師、取友，則義理日益明，心量日益大，如是積累，猶衹謂小成。至於“知類通達”，則知至之目，“強立而不反”，鄭注云：“強立，臨事不惑也。不反，不違失師道。”猶《論語》言“弗畔”。則學成之效。是以深造自得，然後謂之大成。故學必有資於讀書，而但言讀書，實未足以爲學。今人讀書，但欲瞭解文義，但謂能事已畢。是只做得離經一事耳，而況文義有未能盡瞭者乎！
《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此見西漢治經，成爲博士之業，末流之弊，已是如此，異乎《學記》之言矣，此正《學記》所謂“呻其佔畢，多其訊”者，乃適爲教之所由廢也。漢初說《詩》者，或能爲《雅》而不能爲《頌》，其後專主一經，守其師說，各自名家。如《易》有施、孟、梁丘；《書》有歐陽、夏侯；《詩》有齊、魯、韓，人持一義，各不相通。武帝末，壁中古文已出，而未得立於學官；至平帝時，始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左氏春秋》。劉歆《讓太常博士書》，極論諸儒博士不肯置對，專己守殘，“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此今古文門戶相爭之由來也，此局過之一例也。及東漢末，鄭君承賈、馬之後，遍注羣經，始今古文並用，庶幾能通者，而或譏其壞亂家法。迄於清之季世，今文學復興，而治古文家者亦並立不相下，各守封疆，仍失之局。而其爲說之支離破碎，視說“曰若稽古”三萬言者猶有過之，則又失之煩。漢、宋之爭，亦復類此，爲漢學者，詆宋儒爲空疏，爲宋學者，亦鄙漢儒爲錮蔽。此皆門戶之見，與經術無關。知以義理爲主，則知分今古漢宋爲陋矣。然微言絕而大義乖，儒分爲八，墨分爲三，鄒、魯之間，斷斷如也，自古已然。荀子非十二子，其態度遠不如莊子。《天下篇》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某某聞其風而說之”，故道術裂爲方術，斯有異家之稱。劉向敘九流，言九家者，皆六藝之支與流裔，禮失而求諸野，彼異家者，猶愈於野已，此最爲持平之論。其實末流之爭，皆與其所從出者了無干涉。推之儒佛之爭、佛老之爭，儒者排二氏爲異端；佛氏亦判儒家爲人天乘，老莊自然外道；老佛互詆，則如顧歡《夷夏論》，甄鸞《咲道論》之類；乃至佛氏亦有大小乘異執、宗教分途，道家亦有南北異派，其實與佛、老子之道皆無涉也。儒家既分漢、宋，又分朱、陸，至於近時，則又成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之爭、玄學與科學之爭、唯心與唯物之爭，萬派千差，莫可究詰，皆局而不通之過也。大抵此病最大，其下三失隨之而生。既見爲多歧，必失之雜；言爲多端，必失之煩；意主攻難，必失之固。欲除其病本，唯在於通。知抑揚只係臨時，對治不妨互許，掃蕩則當下廓然，建立則異同宛爾，門庭雖別，一性無差。不一不異，所以名如；有疏有親，在其自得。一壞一切壞，一成一切成，但絕勝心，別無至道。莊子所謂：“恢（詭）[恑]譎怪，道通爲一。”荀卿所謂：“ 奇物變怪，倉卒起一方，舉統類以應之，若辨黑白。”禪家所謂：“若有一法出過涅槃，我亦說爲如夢如幻。”《中庸》之言最爲簡要，曰：“不誠無物。”孟子之言最爲直截，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繫辭》之言最爲透徹，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蓋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總從一性起用，機見差別，因有多途。若能舉體全該，用處自無差忒，讀書至此，庶可“大而化之”矣。
學者觀於此，則知天下之書不可勝讀，真是若涉大海，茫無津涯。莊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然弗患其無涯也，知類，斯可矣。蓋知類則通，通則無礙也。何言乎知類也？語曰：羣言淆亂，折衷於聖人，攝之以六藝，而其得失可知也。《漢志》敘九家，各有其長，亦各有其短。《經解》明六藝流失，曰愚、曰誣、曰煩、曰奢、（亦曰《禮》失則離，《樂》失則流。）曰賊、曰亂。《論語》“六言”、“六蔽”，曰愚、曰蕩、曰賊、曰絞、曰亂、曰狂。孟子知言顯言之過爲詖淫邪遁，知其在心者爲蔽陷離窮。皆各從其類也。荀子曰：“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由欲謂之，道盡嗛矣；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勢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言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由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荀子此語，亦判得最好。蔽於一隅即局也。是知古人讀書先須簡過，知其所從出，而後能知其所流極，抉擇無差，始爲具眼。凡名言施設，各有分齊。衡誠懸，則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則不可欺以方圓。以六藝統之，則知其有當於理者，皆六藝之一支也；其有乖違析亂者，執其一隅而失之者也。祛其所執而任其所長，固皆道之用也。《詩》之失何以愚？《書》之失何以誣？《禮》之失何以離？《樂》之失何以流？《易》之失何以賊？《春秋》之失何以亂？失在於不學，又學之不以其道也。故判教之宏，莫如《經解》，得失並舉，人法雙彰，乃知異見紛紜，衹是暫時歧路，封執若泯，則一性齊平，寥廓通塗，誰爲礙塞？所以囊括羣言，指歸自性，此之謂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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