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谈中西诗歌

摘要

口吻情景和陶渊明、李太白相似得令人惊讶。中西诗不但内容常相同,并且作风也往往暗合。斯屈莱欠就说中国诗的安静使他联想起魏尔兰的作风。我在别处也曾详细说明贵国爱伦·坡的诗法所产生的纯粹诗,我们诗里几千年前早有了。

钱钟书谈中西诗歌

文/钱钟书

翻译者的艺术曾被比于做媒者的刁滑,因为他把作者美丽半遮半露来引起你读原文的欲望。这个譬喻可以移用在一个演讲外国文学者的身上。他也只是个撮合的媒人,希望能够造成莎士比亚所谓真心灵的结婚。他又像在语言的大宴会上偷了些残羹冷炙,出来向听众夸张这筵席的丰盛,说:“你们也有机会饱尝异味,只要你们肯努力去克服这巴贝尔塔的咒诅(The curse of the Babel)。”

诸位全知道《创世纪》里这个有名的故事。人类想建筑一个吻云刺天的高塔,而上帝呢,他不愿意贵国纽约的摩天楼给那些蛮子抢先造了,所以咒诅到人类语言彼此阻格不通,无法合作。这个咒诅影响于文学最大。旁的艺术是超越国界的,它们所用的材料有普遍性,颜色、线条、音调都可以走遍世界各国而不须翻译。最寡陋的中国人会爱听外国音乐;最土气的外国人会收中国绘画和塑像。也许他们的鉴别并不到家,可是他们的快感是真正的。只有文学最深闭固拒,不肯把它的秘密逢人便告。某一种语言里产生的文学就给那语言限止了,封锁了。某一国的诗学对于外国人总是本禁书,除非他精通该国语言。翻译只像开水煮过的杨梅,不够味道。当然意大利大诗人贝德拉克(Petrarch)不懂希腊文而酷爱希腊文学,宝藏着一本原文的《荷马史诗》,玩古董也似的摩挲鉴赏。不过,有多少人会学他呢?

不幸得很,在一切死的,活的,还没生出来的语言里,中国文怕是最难的。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从事文化工作的人里,文理不通者还那样多。至少中文是难到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程度。有位批评家说,专学外国语言而不研究外国文学,好比向千金小姐求婚的人,结果只跟丫头勾搭上了中文可不是这样轻贱的小蹄子。毋宁说它像十八世纪戏剧里所描写的西班牙式老保姆(duenna),她紧紧地看管着小姐,一脸的难说话,把她的具有电气冰箱效力的严冷,吓退了那些浮浪的求婚少年,让我从高谛爱(Gautier) 的中篇小说(Fortunio)里举个例子来证明中文的难学。有一个风骚绝世的巴黎女郎在她爱人的口袋里偷到一封中国公主给他的情书,便马不停蹄地坐车拜访法兰西学院的汉学教授,请他翻译。那位学者把这张纸颠倒纵横地看,秃头顶上的汗珠像清晨圣彼得教堂圆顶上的露水,最后道歉说:“中文共有八万个字,我到现在只认识四万字:这封信上的字恰在我没有认识的四万字里面的。小姐,你另请高明吧。”说也奇怪,在十七世纪,偏有个叫约翰·韦伯(John Webb)的英国人,花了不少心思和气力,要证实中文是人类原始的语言。可是中文里并没有亚当跟夏娃在天堂里所讲体己话的记录。

中国文学跟英美人好像有上天注定的姻缘,只就诗歌而论,这句话更可以成立。假使我的考据没有错,西洋文学批评里最早的中国诗讨论,见于一五八九年出版的泼德能(George Puttenham)所选《诗学》(Art of Poesies) 。泼德能在当时英国文坛颇负声望,他从一个到过远东的意大利朋友那里知道中国诗押韵,篇幅简短,并且可安排成种种图案形。他还译了两首中国的宝塔形诗作例,每句添一字的画,塔形在译文里也保持着——这不能不算是奇迹。在现代呢,贵国的庞特(Ezra Pound)先生大胆地把翻译和创作融贯,根据中国诗的蓝本来写他自己的篇什,例如他的《契丹集》(Cathay)。更妙的是,第一首译成中文的西洋近代诗是首美国诗——朗费罗的《人生颂》(A Psalm of Life)。这当然不是西洋诗的好样品,可是最高尚的人物和东西是不容易出口的,有郎费罗那样已经算够体面了。这首《人生颂》先由英国公使威妥玛译为中国散文,然后由中国尚书董恂据每章写成七绝一首,两种译本在《蕉轩随录》第十二卷里就看得见。所以远在ABC国家军事同盟之前,文艺女神早借一首小诗把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联络在一起了。

什么是中国诗的一般印象呢?

发这个问题的人一定是位外国读者,或者是位能欣赏外国诗的中国读者。一个只读中国诗的人决不会发生这个问题。他能辨别,他不能这样笼统地概括。他要把每个诗人的特殊、个独的美一一分辨出来。具有文学良心和鉴别力的人像严正的科学家一样,避免泛论、概论这类高帽子、空头大话。他会牢记诗人勃莱克的快语:“作概论就是傻瓜。”

假如一位只会欣赏本国诗的人要作概论,他至多就本国诗本身分成宗派或时期而说明彼此的特点。他不能对整个本国诗尽职,因为也没法“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有居高临远的观点。因此,说起中国诗的一般印象,意中就有外国人和外国诗在。这立场是比较文学的。

据有几个文学史家的意见,诗的发展是先有史诗,次有戏剧诗,最后有抒情诗。中国诗可不然。中国没有史诗,中国人缺乏伏尔所谓“史诗头脑”,中国最好的戏剧诗,产生远在最完美的抒情诗以后。纯粹的抒情诗的精髓和峰极,在中国诗里出现得异常之早。

所以,中国诗是早熟的。早熟的代价是早衰。中国诗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以后就缺乏变化,而且逐渐腐化。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里数见不鲜。譬如中国绘画里,客观写真的技术还未发达,而早已有“印象派”“后印象派”那种“纯粹画”的作风;中国的逻辑极为简陋,而辩证法的周到,足使黑格尔羡妒。中国人的心地里,没有地心吸力那回事,一跳就高升上去。梵文的《百喻经》说一个印度愚人要住三层楼而不许匠人造底下两层,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往往是飘飘凌云的空中楼阁,这因为中国人聪明,流毒无穷地聪明。

贵国爱伦· 坡主张诗的篇幅愈短愈妙,“长诗”这个名称压根儿是自相矛盾,最长的诗不能需要半点钟以上的阅读。他不懂中文,太可惜了。中国诗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平均不过二三分钟。比了西洋的中篇诗,中国长诗也只是声韵里面的轻鸢剪掠。当然,一篇诗里不许一字两次押韵的禁律限制了中国诗的篇幅。可是,假如鞋子形成了脚,脚也形成了鞋子;诗体也许正是诗心的产物,适配诗心的需要。比着西洋的诗人,中国诗人只能算是樱桃核跟二寸象牙方块的雕刻者。不过,简短的诗可以有悠远的意味,收缩并不妨碍延长,仿佛我们要看得远些,每把眉眼颦蹙。外国的短诗贵乎尖刻斩截。中国诗人要使你从“易尽”里望见了“无垠”。

一位中国诗人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另一位诗人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用最精细确定的形式来逗出不可名言、难于凑泊的境界,恰符合魏尔兰论诗的条件:

那灰色的歌曲

空泛联接着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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