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大跃进、大饥荒时期的民间观察与思考（下）

《星火》：“国家社会主义”批判我们在前面曾提到，在反右运动后，林昭的出现所代表的意义。这里，我们将要讨论林昭和她的战友在大跃进、大饥荒年代的思考。也就是说，此时林昭已经不是孤单一人：通过各种渠道，1959年，林昭和兰州大学以张春元（1932-1970）为首的一批右派学生取得联系，并于1960年元月刻印了《星火》第一期，发出了自己独立的批判声音，却也因此付出血的代价：1960年9 月，《星火》成员和其支持者、相关者（包括一些农民）共 43 人全部被捕，后判刑25人，已经准备发刊的《星火》第二期也因此未见天日。1968年林昭遇害；1970年，张春元以及支持他们的武山县委书记杜映华（1927-1970）同时殉难。在1981年《星火》集团“宣告无罪”以后，又经过近30年的努力，才找回了两期《星火》的原稿，并全文收入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星火》幸存者谭蝉雪（1934-）所写的《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一书中。因为有了这份血铸的精神遗产，今天的我们也才有可能来讨论这这段历史。
我们首先注意到，《星火》的成员被发配到农村，进行强制改造，他们是在农村亲历大跃进、人民公社与大饥荒的过程中，才逐渐形成自己的批判思想。他们当时的实际地位比农民还要低，因此，也就直接承受农民的一切苦难，面对更加赤裸的农村真实，更有机会体察农民的内心感受；在某种程度上，农民面对的问题和命运，已经内化为他们自己的问题和命运。他们同时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青年，因此也有可能更加理性地来思考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以及中国社会体制的根本问题。这就是他们思考的特殊价值所在。
更要注意的是，他们是戴着“右派”的帽子蒙冤受难，是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进行思考、批判与反抗，这需要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如他们其中一个成员在回忆录里所说：“如果说57〔钱注：1957〕年我是百分之百毫无知觉地落入陷阱；那么，如今我是在百分之百理性的支配下走向地狱，无怨无悔”，[5 0]“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世道又与地狱有何区别？为了自由和尊严，为了颤栗流血的心得以平静，我选择了死亡，十分清楚它的严重性和后果”；[5 1]林昭在《星火》上也发表了两首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5 2]〈海鸥——不自由毋宁死〉[5 3]，《星火》的战士，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盗得真理之火的普罗米修斯、为自由而献身的海鸥。我们前面已经讨论顾准对当代海燕命运的思考，林昭、张春元、杜映华们和顾准，以及我们在下面还要讲到的张中晓（1930-1966/1967），才是六十年代，以至二十世纪中国的“筋骨和脊梁”（鲁迅语）。
《星火》的批判群体，是这样看待和规定自己的历史使命：
我们是百姓的代言人，要把他们的疾苦、他们所受的压迫、他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状态揭露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仅仅这样还不够，作为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还要从理论上去挖掘这一切祸害的根源，去探讨解救祖国命运的途径和方法，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了这一目标而奋斗。[5 4]
于是，他们这样命名自己：“农民的儿子”。[5 5]这样的命名本身就是意义重大的。我们在前面讨论顾准的思考时，曾经谈到他最感痛苦的是，经过1957年的反右和1959年的反右倾，中国的体制已经成功地割断知识分子、农民出身的干部与农民之间的联系，于是农民失去了代言人，发不出自己的声音。现在，我们可以补充：这样的“割断”是既有效又无效、既断又不断的。毛泽东将1957年的右派发配到农村，也就创造了条件，于是出现了和农民命运相同的批判知识分子；这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当然，这不是偶然：顾准将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问题，归结为“国家与农民的冲突”；[5 6]几乎同时，《星火》也认定：“在我国当前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矛盾最突出也是最惊人的是农业问题——其实质是农民问题”，也就是说，“如何对待农民”，是一个判断中国掌权者是否“背叛人民”、“背叛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标志。[5 7]可以说，《星火》批判群体最为关注、不断追问的是农民的命运，这是他们对现行体制批判的中心、出发点和归宿——或许这是具有更普遍的意义的：直到今天，中国的批判知识分子，都是以对农民命运的关照，作为他们批判体制的基本出发点。
这里要特别提出，中共县委书记杜映华加入《星火》群体的特殊意义。杜映华出身农民家庭，是1949年前的中共地下党员、曾为县立师范的学生运动的领袖、土改工作队队长，他一直和农民有着血肉的联系，他任职县委书记时所坚守的原则，就是“只要心里想着人民，想着农业和农民，你们做事就不会出格”。[5 8]在大跃进的狂热中，他始终保持低调，却因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这反而激起了他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忧虑与思考，于是，他有了这样的反省和反思：“革命胜利了，我们给农民带来了什么？是饥饿！是死亡！〔……〕蒋介石不知屠杀了多少共产党人，但社会上还有不同的声音，例如鲁迅的声音，中国共产党的声音。现在一切不同声音都没有了，变成一个鬼话、假话世界！明明天天在大量饿死人，还要逼人天天喊形势大好，多么奇特古怪的现象呵！古今中外，绝无仅有。我不知道世道为何变成这样，变得如此快？”[5 9]怀着类似杜映华这些困惑的共产党干部，当时并不在少数，而且各级都有。但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当党的既得利益、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农民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几乎所有共产党各级干部，都选择维护前者。而杜映华却毅然决然地站起来维护农民利益，不惜和已经背离农民的党决裂。这样，他也就坚守了“农民的儿子”的基本立场，坚守了为劳动人民谋求幸福与解放的原初理想。而毛泽东的共产党，也毫不犹豫地将他，这位老百姓心目中、《星火》批判群体心目中的“真正的共产党人”，送上刑场——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