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大跃进、大饥荒时期的民间观察与思考(下)

avatar 2016-07-0610:03:18 1 359 次浏览

《星火》:“国家社会主义”批判我们在前面曾提到,在反右运动后,林昭的出现所代表的意义。这里,我们将要讨论林昭和她的战友在大跃进、大饥荒年代的思考。也就是说,此时林昭已经不是孤单一人:通过各种渠道,1959年,林昭和兰州大学以张春元(1932-1970)为首的一批右派学生取得联系,并于1960年元月刻印了《星火》第一期,发出了自己独立的批判声音,却也因此付出血的代价:1960年9 月,《星火》成员和其支持者、相关者(包括一些农民)共 43 人全部被捕,后判刑25人,已经准备发刊的《星火》第二期也因此未见天日。1968年林昭遇害;1970年,张春元以及支持他们的武山县委书记杜映华(1927-1970)同时殉难。在1981年《星火》集团“宣告无罪”以后,又经过近30年的努力,才找回了两期《星火》的原稿,并全文收入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星火》幸存者谭蝉雪(1934-)所写的《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一书中。因为有了这份血铸的精神遗产,今天的我们也才有可能来讨论这这段历史。
我们首先注意到,《星火》的成员被发配到农村,进行强制改造,他们是在农村亲历大跃进、人民公社与大饥荒的过程中,才逐渐形成自己的批判思想。他们当时的实际地位比农民还要低,因此,也就直接承受农民的一切苦难,面对更加赤裸的农村真实,更有机会体察农民的内心感受;在某种程度上,农民面对的问题和命运,已经内化为他们自己的问题和命运。他们同时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青年,因此也有可能更加理性地来思考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以及中国社会体制的根本问题。这就是他们思考的特殊价值所在。
更要注意的是,他们是戴着“右派”的帽子蒙冤受难,是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进行思考、批判与反抗,这需要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如他们其中一个成员在回忆录里所说:“如果说57〔钱注:1957〕年我是百分之百毫无知觉地落入陷阱;那么,如今我是在百分之百理性的支配下走向地狱,无怨无悔”,[5 0]“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世道又与地狱有何区别?为了自由和尊严,为了颤栗流血的心得以平静,我选择了死亡,十分清楚它的严重性和后果”;[5 1]林昭在《星火》上也发表了两首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5 2]〈海鸥——不自由毋宁死〉[5 3],《星火》的战士,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盗得真理之火的普罗米修斯、为自由而献身的海鸥。我们前面已经讨论顾准对当代海燕命运的思考,林昭、张春元、杜映华们和顾准,以及我们在下面还要讲到的张中晓(1930-1966/1967),才是六十年代,以至二十世纪中国的“筋骨和脊梁”(鲁迅语)。
《星火》的批判群体,是这样看待和规定自己的历史使命:
我们是百姓的代言人,要把他们的疾苦、他们所受的压迫、他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状态揭露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仅仅这样还不够,作为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还要从理论上去挖掘这一切祸害的根源,去探讨解救祖国命运的途径和方法,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了这一目标而奋斗。[5 4]
于是,他们这样命名自己:“农民的儿子”。[5 5]这样的命名本身就是意义重大的。我们在前面讨论顾准的思考时,曾经谈到他最感痛苦的是,经过1957年的反右和1959年的反右倾,中国的体制已经成功地割断知识分子、农民出身的干部与农民之间的联系,于是农民失去了代言人,发不出自己的声音。现在,我们可以补充:这样的“割断”是既有效又无效、既断又不断的。毛泽东将1957年的右派发配到农村,也就创造了条件,于是出现了和农民命运相同的批判知识分子;这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当然,这不是偶然:顾准将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问题,归结为“国家与农民的冲突”;[5 6]几乎同时,《星火》也认定:“在我国当前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矛盾最突出也是最惊人的是农业问题——其实质是农民问题”,也就是说,“如何对待农民”,是一个判断中国掌权者是否“背叛人民”、“背叛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标志。[5 7]可以说,《星火》批判群体最为关注、不断追问的是农民的命运,这是他们对现行体制批判的中心、出发点和归宿——或许这是具有更普遍的意义的:直到今天,中国的批判知识分子,都是以对农民命运的关照,作为他们批判体制的基本出发点。
这里要特别提出,中共县委书记杜映华加入《星火》群体的特殊意义。杜映华出身农民家庭,是1949年前的中共地下党员、曾为县立师范的学生运动的领袖、土改工作队队长,他一直和农民有着血肉的联系,他任职县委书记时所坚守的原则,就是“只要心里想着人民,想着农业和农民,你们做事就不会出格”。[5 8]在大跃进的狂热中,他始终保持低调,却因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这反而激起了他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忧虑与思考,于是,他有了这样的反省和反思:“革命胜利了,我们给农民带来了什么?是饥饿!是死亡!〔……〕蒋介石不知屠杀了多少共产党人,但社会上还有不同的声音,例如鲁迅的声音,中国共产党的声音。现在一切不同声音都没有了,变成一个鬼话、假话世界!明明天天在大量饿死人,还要逼人天天喊形势大好,多么奇特古怪的现象呵!古今中外,绝无仅有。我不知道世道为何变成这样,变得如此快?”[5 9]怀着类似杜映华这些困惑的共产党干部,当时并不在少数,而且各级都有。但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当党的既得利益、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农民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几乎所有共产党各级干部,都选择维护前者。而杜映华却毅然决然地站起来维护农民利益,不惜和已经背离农民的党决裂。这样,他也就坚守了“农民的儿子”的基本立场,坚守了为劳动人民谋求幸福与解放的原初理想。而毛泽东的共产党,也毫不犹豫地将他,这位老百姓心目中、《星火》批判群体心目中的“真正的共产党人”,送上刑场——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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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vatar catkin 6

      于无所住处生真心,并不适于俗世,顾城毕竟是童话诗人,把毛主席诗话了。信深守固,必须除了基本的原则以为,找到一个生命的安顿。生产关系才是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根本。
      肚子思考与脑子思考,是天赋的身体结构,在天真递减时,就向上休养。
      做学问,和做学者,知识分子,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今天初步见识下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