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非经过不知难,传统史观的颠覆者

avatar 2014-11-1718:15:00 评论 510 次浏览

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四阶段说,要有实战经验的人才可具备良好的领导力,而非围城外的臭老九所乱喊也。

见到雪珥,我说他长得像古龙,他嘿嘿一笑说,“我比古龙要帅。”这倒是事实。古龙有强烈的小说代入感,主要代入的是小说中的“酒鬼”,相由心生么,于是一脸的酒精味,无力、沧桑和邋遢。

雪珥在作品中也有强烈的历史人物代入感,但他力求在理性和感性之间择机平衡,酒不及乱。要照相了,还要摸出一把梳子,理一理本来就挺整齐的头发。

非理性,无以观史,非感性,无以活史。他关于晚清的历史著作中,充满着严谨的活度,理性,但可读。

雪珥是谁呢?做过媒体人、商人和学者,在著作中,这三者的影子都有。他说,如果“学者”用的是词语的本意,那我是一名学者,学习着的人。

坐车经过天安门前,谈话让天安门城楼仅被匆匆一瞥,但这座城楼以及背后的整座紫禁城,对于他的意义是无限的—他用笔解释的,都是身在紫禁城或接近紫禁城的人和事。

又逢甲午,雪珥的生活和心绪,在2014年都很特别。

实干派和扯淡派

4月24日晚上,雪珥要做一场关于乾隆时代的讲座,和主办方几个人一同吃晚饭。

席间,一位企业家得知雪珥重点研究的是晚清,遂发感叹:晚清啊?那是中国最腐朽、屈辱的一段历史。

我看到雪珥没有再接话。他原本是一个话很多的人,不接话意味着一种礼节,克制的礼节。

果不其然,讲完课,回到宾馆,剩下我们俩的时候,我提起这个细节。他的“少年狂”一下子冒出来。

“什么屈辱!有时候我们是很扬眉吐气的。1911年,辛亥革命都要爆发了,清政府还曾派出军舰,横跨万里,到墨西哥护侨。把炮口对准岸上,墨西哥马上服软!”

“事非经过不知难,不要轻易地去对我们的祖先下结论。”温和的雪珥变得激越起来。这句话是他治史的最根本的原则。

于是你会看到,在他那一大堆“很好看”的晚清历史著作之中,人物的形象相对于刻板的教科书,总是颠覆性的。

比如,恭亲王不像文字描述的那般无能而无奈。雪珥通过广泛查阅外国文献,雕琢出一个彬彬有礼、雍容得体而且精明强干的恭亲王,只是他甘于做“老二”,维护大局,才显得施展空间局促。

比如,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其实是康梁的政治抹黑,事实远非如此。“梁启超后来也说过,当年的文字服务于政治之需,不可作为信史看待。”

比如,庆亲王奕劻是一个巨贪首富,尽人皆知,但他处理国务,游刃有余,“贪墨”仅是为了展示有能力无野心。

他认为大清帝国从来不曾“闭关锁国”,他认为“戊戌变法”盲目而操切。

“其实谈不上颠覆,这是还原。”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主任孙旭光对《南风窗》记者说,历史,过去被看得太简单了,雪珥在认真地还原。

雪珥说,许多人看到历史,总是抱持一种“两蛋一星”的简单切割法。国家不强的时代,那些历史人物,不是笨蛋就是坏蛋,人们总是盼望来一个救星,往往盼来的却是一个灾星。

比如康梁变法,且不论他们本身是否意图通过破坏性的行动攫取政治资源,就结果而言,纸上变革和口头变法,不但没有起到对改革积极的推动作用,反而让真正的改革实干派从此被边缘化,离开了权力中心。

雪珥把洋务运动称为“改革开放”,并褒奖其中的实干派。清末的清流与康梁,则被他归入“扯淡派”。今天社会上的各色人等,在他眼里也可以对号入座,看看是实干还是扯淡。

事非经过不知难

雪珥承认自己以前“扯过淡”。

大学毕业后进了团浙江省委,他有意低调,谋求仕进,常常是“把早餐吃了,地板拖遍”,却还是“无人会,登临意”。

于是他自学经济学,开始下乡做调查。1993年到1995年,正是制造业大跃进的时候,他走遍了浙江的每一个县。

他以为自己已经谙熟企业运营,1995年开始在报社写财经评论。他和吴晓波,是中国第一批财经专栏作者,雪珥两年多时间里写出来的作品足有50万字。

那时候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从技术角度进行经济分析,虽然也保持着根子上的理性,但一样难以跳出导师式的自负。

他的角度总是很新颖,比如当时社会都在诟病民营企业的家族化经营,他却撰文力撑,认为这是合理的管理方式。“因为当时招用职业经理人的信用成本和风险都太高,一个不小心企业就会被篡夺,招个女婿来当总经理,没什么不对。”重点在于“亲亲贤贤”,让亲人变贤人,让贤人变亲人。

这种“异质思维”使得他的评论在民营企业圈子里很受欢迎,小有名望。民企在与国企的竞争中总有许多先天劣势,他运用自己的政府资源,还能帮企业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但随着对生意场真正深入的了解,雪珥开始感觉到,写文章并不是那么快意的事情,它需要更加谨慎。

他有一个朋友是制药行业的,其企业能力被一家国际大药企看中,高价采购产品,而且是先打款后生产。为此,国内市场一片跟风,价格一下子从120万元/吨降至33万元/吨。后来雪珥明白了其中奥妙,人家跨国公司不过是用价格暗示来迅速拉低采购成本而已,高价采购只是一种烟雾弹般的策略。

“哇靠,市场太精彩了,学问太深了。这种事情,在当时你不深入接触企业,怎么能知道?”

不在其道,你就会认为,企业家们真笨,不知道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么?然而在财富的狂潮面前,“有这么简单吗?换了你你试试”。

1997年,雪珥和朋友合伙下海做生意,在上海,谈土地、招人才、进设备、进原料,亲力亲为,雪珥终于真正尝到了做企业家的苦涩。

谈土地,从早谈到晚,口干舌燥,练就一身谈判功夫;要进原料,账上没钱了,还要千方百计忽悠人家先把货发过来维系生产;以前在团委有政府资源,是别人求着他,现在轮到他求人,一顿饭可能要跑5个场子—求过人,才知道有多难。

有朋友是大企业家,来到他家说,小子,这回知道办企业不容易了吧?没办法了吧?那就睡觉去。

就这样,一下子,他的笔下快意完全消失了。

“事非经过不知难啊,这才知道,写文章太荒谬了,以前自己太扯淡了。一支笔,可以让一个人自大到什么程度!”雪珥说,只有当你承受过了压力,才知道评判别人的时候不能那么轻率,不能说:笨蛋,这都不会。其实人家早就想到了,只是没那个条件。

雪珥清醒了,那个笔下恣肆的雪珥不见了,他封笔了。

后来,看别人写晚清,雪珥看到了曾经的自己—确切地说,学识还不如自己甚至毫无学识的人,都在抡着大斧随意地切削历史。

“技术派”风格

无论是谈及晚清,还是讲述当下,雪珥用的主语都是“我们”。但我没有忘记,雪珥是个“外国人”。

“移民澳洲15年,你的家国情怀有没有变化?”

雪珥说丝毫没有,第一代移民,只是一个符号变更,中国心没有变。

人们谈及清朝,都是用“清朝”、“满清”、“大清帝国”,很少用“中国”。这大概是因为国人有一种“三国情结”,读三国,读到最后,风云暗淡,难忍卒读,然后自觉地进行一种“他与我”的主格上的切割。

而雪珥坚持用“中国”。他对晚清的研究,保持着“技术派”风格,行走各国,遍阅文献,苛求细节。于是你会看到,在他的著作中,有时连历史人物当时的神情描写都很自信。对历史人物事无巨细的了解,让他对这些人动了感情,了解他的难和苦,也了解他的积极和努力。

所以,他不认为晚清的历史值得我们自卑,相反,一个个以孑然之躯,经受流言四起,万般周全,维系着国家前行的人们,让他肃然起敬。

自卑就会让整个民族陷入对某段历史的虚无主义,事实上,这也恰恰是时人“言必称美国”的一个历史预设。雪珥走遍欧美,遍览文献,他说,你的英文能力能读美国著作吗?如果仅仅是翻几本翻译的书,凭啥认为那就是美国?

国人重史,但雪珥说,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部党史”,里面充斥着胜利者的道德判断。胜利者藉此巩固权力,万没想到的是,最终权力的崩溃,也是源于自己接力塑造的道德正统观。

作为“技术派”的雪珥,对道德评判保持着“恶而远之”的距离。“如果谁发言的时候总是占据着道德制高点,那我首先怀疑此人的道德问题。”

比如评判政府的施政能力,评判腐败问题,雪珥认为也应当远离道德说辞。“道德控怎么去证明自己在道德上比别人更高明?换了你,你如何保证你就会是一个例外?”

道德,一直是历代著述的中心之一,但道德在实际的历史运作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远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

就此,雪珥开始回忆他的儿时。

雪珥原名蒋文胜,浙江温州人。后来为什么笔名变成雪珥?这其中没有任何故事。有人解释,珥是剑柄上部用于护手的突起,于是猜测,“雪珥”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种清高的自保?雪珥说,又扯淡了,2008年出版第一本著作,当时还在商界,不想抛头露面,就按照前妻的英文名的音译,胡诌了一个笔名而已。

虽是温州人,成长在金华,在温州人眼里他是金华人,在金华人看来他又是温州人。他的童年在动荡中度过,为了躲避武斗,在金华市内就搬了9次家。

彼此之间毫无仇怨的人,为了虚拟的价值区分,端起枪就打架。邻居一个叔叔,曾经胁下中弹,倒地装死才幸存下来。“都是同事、朋友,动辄斗争,你死我活。”那时候雪珥只有模糊的记忆,但直到今天,某些场景还会突然出现于脑际,就像梦一样。

童年的经历,影响深远。

一方面,他不怕波动,“家”这个字眼没有地域依赖性,处处可为家。现在他一半时间在澳洲,一半时间在国内。统计显示,从3月23日到4月25日,34天时间,他飞了21次,31502公里,在云上的时间有49.5小时;平均每天飞926.5公里、有1.46小时在云端。这样的忙碌还在继续,他不以为苦。

另一方面,他看待政治,从不用崇高和卑鄙的两分法。“没有魔鬼和天使,而是差别不大的人之间进行的博弈。天使和魔鬼的特性,都深深埋藏在每个人的血液里,道德判断太不靠谱。”

分析政治,他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心是人性,基本点是利益和权衡。里面包含着的,是一种博弈论的理性。而我们的民族,往往缺乏这种必要的理性。

他移民,是不是因为他不爱国,或者对国家失望?他说没那么复杂,他老家所在的镇,八成的人都居住在海外,自己移民只是希望孩子成长于一个充满理性的社会氛围。

1999年成功移民,当年,第一个孩子出生。

“维护体制”

在澳洲做了几年房地产,雪珥更加谙熟经济与政治内部的理性逻辑。他看通了,同时厌烦了,恰好此时他也实现了财务上的自由,不愿意再参与场面上的迎来送往。待在家里,也觉无聊,于是重新抄起笔来,开始了对晚清的研究和写作,异国的视角,别开一番生面。

他现在是一个“个体户学者”,自由洒脱,阅历丰富,写作、讲课也都不受经济利益的过度牵绊。这种状况,更容易让他成长为一个温和的人。

而一个曾经的商人,和一个曾经的媒体人,这是目前这个学者很实用的背景。

商人的眼光,让他很清楚自己的对象是谁,他那些关于晚清的著述,很明确的,是讲给执政者听。他认为当前的改革,面临的形势和晚清改革很像,“几乎有穿越感”,许多问题讲清楚了就可“资治通鉴”。

有意思的是,他一个外国人,一个传统史观的颠覆者,在官方却很受欢迎,常常被拉去给高级干部们讲课,国家领导人还向干部们推荐过他的书。

对体制有看法的人,认为雪珥的研究事实上是在维护体制。因为主流史家大多认同康梁以及激进的革命者,而雪珥则相反,他解剖康梁与革命者背后的暗处,挑亮烛照温和改革派—主要是恭亲王、醇亲王等满清贵族领导下的改革者—人性与行动光明一面的孤灯。

接下来的逻辑推论必然是,雪珥是反对“流血革命”的。不错,在当下,他认为1949年结束的,最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次“流血革命”。

他说,中国人太不重视自己身上的狼性,在野之时,总把自己经历的苦难变成道德制高点,但是,权力可以让一切道德控露出它的本来面目。

改革,其实比革命要难。中国是什么土壤,就会长什么树,改良土壤需要很长的时间,好的执政者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陨石,而是地上长出来的树。旧式革命对改良土壤本身并无帮助,往往是“赶走饱狼上来饿狼”。

所以雪珥对当前政府面对的改革难题,一样承继着“事非经过不知难”的根本态度,提醒“扯淡派”们少说一点风凉话:“别以为天下就你最懂,你以为当政者都不懂,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他们只是没有时间说。”

媒体人的思维,让他对著作有更多的传播性设计。那就是,写出来要好看,要有吸引力,让更多的人愿意看。

所以读他的书,会发现其中显现着很多“噱头”,比如他把庆亲王奕劻称作“创业股黑马”,他用“庄后有庄”、“追涨杀跌”、“深度套牢”、“政治牛市”等股市语言来分析晚清政局,他甚至用经济学统计方法,绘制出恭、惇、醇、庆四大王爷半世纪的“行情走势”。

讲课亦然,24日晚上的讲座,主题为“乾隆模式”,雪珥声情并茂地展示一种参谋角色。为讲座提供场地的博融文化产业集团总裁朱德付说,雪珥“应该去给乾隆爷做顾问”。

史学,的确是一门需要深潜的学问,但许多人深潜之后浮不上来,憋死在故纸堆中。雪珥不然,他认为史学也是经世致用之学,在他看来,历史学就像EMBA课程的案例解剖,所有案例都是为当下而做的,而不是钻进故纸堆里展示你的考据功夫。

“这种事我不干,谁爱干谁干去。”

凌晨1点多钟,雪珥越说越激动,话语里终于难掩粗俗,性情温厚的那个他,已经没入了北京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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