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当中文遇见英文

在星期六的晚上,在风雨之夜,能够有这么多人来听我讲,我想,今晚最大的吸引不是我,是我们的中文——我们的中文面对英文的现象以及问题。我今天就是来跟大家漫谈,漫谈我们自己的母语,世界上最大的母语,面对英文的来势,是怎样一个情形?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心理准备?在我的演讲当中,我会讲中文中的英文是怎么来的,她有几岁了,她将来怎么普及,跟我们中文比起来,英语有什么特点。同时,我也会准备一些口语,希望大家喜欢。

语言都是互相交流的

当中文遇上英文会发生什么现象呢?当两种语言第一次碰面的时候,总会很难磨合。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言是为准备翻译给另外一种语言而存在的。所以中文碰见外文,会有一个格格不入的时期。这个时期,对于名词来说,西洋的名词,英文的名词,很多中文没有一个对应,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观念,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种制度,所以在磨合的时间、互相摸索的时间,就会发生一个现象,就是翻译它的声音来表明它的意义。
那么,我就要讲到广东的一位大学者了——梁启超先生,他是一位启蒙大师。他热心介绍西洋的文化观念,他用浅近的“新民体”来写社论,写文章的时候他如果碰到英文的名词怎么办呢?他碰到的名词,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就是democ-racy,可是在梁启超时期还没有一个现成的词来解释democracy这个观念,所以他没有办法,就把它翻译成德谟克拉西。五四运动的时候,要介绍西洋的“德先生”、“赛先生”。“德先生”怎么来的?就是 Democracy,“赛先生”就是 Science来的。这时候的翻译比较生硬,不过也蛮生动的。梁启超文章里面写到灵感,他当时也不晓得该怎么用中文来说,英文是Inspiration,他就翻译成烟士披里纯。
这种现象——把声音翻译过来,一直沿用到现在。比如说,英文boycott,我们叫“杯葛”,就是“抵制”。比如说,作为一个“副本”是copy,我们常说“拷贝”一下。像什么吉普车、坦克、迷你、迷思。现在在美国最出风头的一个中国词的翻译就是 fengshui,即“风水”。当然,以前是“功夫”(kungfu)。
其实世界上的语言很难都是单纯的,尤其在现在。很多人认为自己会中文,也就是自己的母语,然后英文自己在学;可是我们想想,我们还是用了别人的语言,而且用了不少。阿拉伯数字全世界都用了,这就是更早的全球化了。你说我不懂希腊文,其实每个人都在用,学英文一两年,他所学的英文里面就会有很多都是希腊文来的。这就说明,英文是欧洲语言的大家庭的一员,跟希腊语有关系,跟拉丁语有关系。
我们读英文读到一定程度,一定碰到很多拉丁的字眼,比如说我们赞美圣母 AveMaria,“AveMaria”就是拉丁文。还有一个例子很有趣,“性病”叫什么?就是“venerealdisease”。性病是一个很丑陋的东西,大家是不愿意讨论的,可是“性病”这个ve-nereal怎么来的?venereal就是从爱神Venus来的,Venus的形容词就是 venereal.你爱风流就得这种病。这就是拉丁文。
英文也还受到了阿拉伯、罗马、法国、西班牙等区域的语言影响,因此,我们在现代的生活之中,就算是不读不懂外文,光读英文,就能吸收英文以外的外国的语文。所以,世界上的语言是交流的,包括我们中文在内,不可能不跟外国交流。
我们的中文母语人口最多了,而且在我们的临近国家之中,我们的文化一向都是很悠久的。过去一些民族受我们语言的影响,比如蒙古族、满族。
可是影响中文最深的,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影响的就是梵文。当时梵文译成中文,以前叫“译梵为秦”,译成秦的文字:“译梵为唐”即译成唐朝的文字,玄奘就是 “译梵为唐”。因此我们今日所用的“菩萨”bodhisattva,中间有两个音节。“伽蓝”sangharama也是中间有两个音节。“涅槃 ”nivana等等等等。最有趣的就是“和尚”跟“尼姑”了,“和尚”叫“比丘”,“尼姑”叫“比丘尼”,你看这好像是颠覆儒家的,你要跟孔丘比啊?比完了之后又拿尼姑来跟孔仲尼来比,这个是非常妙的翻译。我们今日讲“夜叉”,很凶狠的女人就是“夜叉”。本来唐僧玄奘翻译成“药叉”,可是后来他这个翻译没有成为定论,后来大家用“夜叉”。你现在看《大唐西域记》里玄奘写给唐太宗的报告,里面就说到他到哪一个国家,庙前有好几个“药叉”,就是“金刚”。我们今天信佛教的人要读什么金刚经、心经的,什么“经”,这些文字都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都是文言翻过来的,痕迹还在那儿。
现在我讲讲英文受外来的影响。英文是欧洲语流的一系,她不全在海外,在欧洲的西北部。一本英文字典里面的许多字,大半的字眼原来都不是英文的,都是外来的。英文有多久呢?大概1000年左右,1000年前的英文还在刚刚开始,所以她是一个很年轻的语言,可是她发展很快,她的一个长处就是她把很多外来的影响像一个海绵一样吸收到她里面去。
古老的英文到公元1100年,中世纪的英文到1500年,现代英文在1500年开始。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1066年。那一年我们是北宋的时候,苏东坡35岁,中国文化已经发展到后期了;但英文还没有成型,这一年法国有一个贵族叫做 William,DukeofNormandy,领兵攻打英国,然后占领伦敦。法国人占领伦敦之后,英文就开始变化了。怎么样变呢?有最简单而生动的例子,就是大家喜欢吃肉,牛肉、羊肉、猪肉,我们中国人很简单,这个动物后加一个“肉”字就完了,可是英文没有这么简单,英文的“牛肉”叫beef,你不能说Doyoulikesomecowmeet?那么“羊肉”是mutton,“猪肉”是pork.这三个词就是法文来的。为什么这个肉跟这些产肉的动物是两个字呢?那就是法国人统治英国之后,牧童还在外面放牛、放羊,他们还在用他们本乡的话讲;可是这个肉煮好了端上桌给谁吃呢?给法国主人吃,所以改成法文的。所以我们翻英文字典,就要有这样的兴趣去追踪,很有趣味的。
我们中文也有几个字眼很出风头,那个欧洲语言一定要用我们的发音:“茶”和“丝”。茶传到了欧洲,传到南欧的时候,拉丁文叫te.拉丁语系的国家 ———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等,甚至于德国、北欧国家,都叫 te.英文叫tea,是从闽南话“茶”来的。可是,如果你到斯拉夫的国家去,到波兰、俄罗斯、乌克兰———我来广州的前一天,在台湾碰到一个乌克兰的女孩子,我说你们乌克兰说tea是不是叫caj?她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去过波兰,看到他们菜单上面的caj.所以呢,从水路传去的就叫thé了,从陆路传去的就叫caj,是分开来的。

我们有趣味的母语

我在美国教中国文学的时候,美国学生的中文不够好,只能用翻译来读了,接近不了中国的词。有一次我跟他们讲中国的唐诗,就是贾岛的《寻隐者不遇》,大家都会背的: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如果翻译成这样:

Underapinetree,Iaskedaboy.
Andhesaid:Mymasterisaway,pickingthemedi-cineonearth.
Hemustsomewhereonthehill,
Butthecloudsaresoheavy.Idon‘tkownwhereheis.

这个当然很容易懂,但是这种说法像唐诗吗?太啰嗦了,根本跟唐诗差得太远太远了,所以我忍不住说:

Pineunderaskedaboy.
Saidmasteraway,pick-ingthemedicineonearth.

那些美国学生就很困惑,他说你们的句子都没有主词的。所以他们问:“松下问童子,是谁在问吗?言师采药去,是谁在回答吗?只在此山中,是谁在?云深不知处,是谁不知处?”他们很奇怪,“你们怎么会知道上一句是张三,下一句是李四?”我说:“我们比较聪明。”实际上不是我们比较聪明,而是中文比较灵活。于是我就跟美国学生说:既然你们不能忘情于主词,那就让我为你们补上主词,把五言绝句改成七言绝句:

我来松下问童子,童子言师采药去。师行只在此山中,云深童子不知处。

他们觉得这样就放心了。可是我们觉得当然是五言更好,七言那么啰嗦,把主词都说出来了。
“五四”以来,我们写白话文,很多人就是英文读得太多而没有化开,把英文的句法拿来写到诗里。这样一来,出现了很多主词:我出门去,我看见一条狗,我说啊,可怜的狗啊!一路的主词出来,一路第一人称出来。唐诗里面第一人称很少出现。比如:

“独在异乡为异客”———是王维,是“我”;
“每逢佳节倍思亲”———还是王维,还是“我”;
“遥知兄弟登高处”———还是“我”啊;
“遍插茱萸少一人”———少了谁?还是“我”嘛。

你把“我”字写进去,没有诗意的,文法讲得太清楚就没有诗意了。
我们的母语是很有趣味的。不要以为五四以后文言不再用作教育工具,不再做办报办杂志的语文,从此文言就跟白话一刀两断。没有这么干净利落的。因为我们日常用的几百个、几千个成语都是文言化的身份流传下来的。没有这些成语我们的知识分子很难交谈,我们的作家写文章也写不下去,因为每一句话都得另起炉灶,用白话说得那么详尽,于是就很啰嗦。
其实我们说成语的时候,很自然地,我们就说“张三李四”,好像没有人会说“张四李三 ”。为什么一开始就“张三李四”呢?大家习而不察,好像这是很顺便的事情。其实也就是中文的特色才安排成这样的,因为“张三”是平声,“李四”是仄声。我们说“千山万水”,难道一出门、越过一座山、就碰到十条河吗?不可能,哪有这么多河呢?可是没有人说“千水万山”,因为平仄乱了,“千山”是平声,“万水 ”是仄声。打仗时“千军万马”,也没有说一个兵就伴十匹马,可是倒过来没有人说“千马万军”,因为声调不对。差不多是成语而且是对仗的,往往就要讲究“平平仄仄”。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美学:简单扼要、铿锵对照、平仄协调。英文也有对仗,像我刚刚翻到一本王尔德翻译的,他很会用对仗,可惜他没有生在中国,他生在中国一定是骈文大家、律诗大家,不逊于杜甫。英文也有对仗,不过因为它不是方块字,对不起来,所以没有办法。
以中文为母语的人口应该有13亿多,包括海外的几千万的华人。以英文为母语的并不多,不到四亿人。以英文为母语的人没有以中文为母语的人口那么多,可是以英文为教育的语文、以英文为第一外语、以英文为合法官方语言的国家,在联合国就超过100个,所以它全球化的影响就非常之大。据估计,到了公元 2050年,世界人口的一半会说英文,那个时候中文会怎么样,不得而知。

恶性的西化与西化的成功

我在香港接受访问的时候,访问者讲广东话,我讲普通话,这其实也是不应该的。在台湾的中文,面临本土话的压力也面临英文的压力。英文的压力使我们的中文变成西化,压得太厉害就变成恶性西化。恶性西化在两岸三地都有,连有名的作家、学者都会如此。所以,真正我们要学的中文是什么样的中文呢?文言要不要学?这是我们要考虑的。
我自己是外文系毕业的,后来教书也是教外文系,教英文,中文是我业余做的事情。后来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的时候,是转到中文系去的。白天我教三十年代的文学,晚上我写八十年代的文学。现在还有很多人写信给我,写到中文系给我,我的很多读者以为我是中文系的。其实,在台湾很多作家都是读外文系的,像白先勇、陈若曦就是如此,很多作家都是从英文系出身的,写中文的作品只是我们的课外活动,可是后来课外活动成了正果。
你问我恶性西化不好,是不是凡是西化就不好呢?那也不一定,要看你西化到一定程度能不能“化”,“西”而不“化”是半吊子,那就是恶性循环。有一次我出一个题目要学生翻译,一个医生对小孩说:Don‘tcoughmorethanyoucanhelp———不要拼命咳。有人怎么翻译呢?“不要咳起嗽来比你能咳的咳得更多。”那这个就是很可怕的恶性循环。
其实我们现在用词,很多中文里面本来就有。“性骚扰”我们没有吗?当然,“性骚扰”很新啦,讲起来会吓人一跳。“性骚扰”就是英文的 sexualharass-ment.我们说“调戏 ”,既有语言的,也有动作的,像西门庆,他经常犯这个sexualharassment.
中文的表达能力很广阔的,可是我们新来的词越来越多。当然也有新鲜感,不过不要忘记,我们本来的中文的表达能力是很强很强的。我再举徐志摩的诗做一个结束。徐志摩的那首诗叫做《偶然》,大家都会背的,第二段怎么说?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很好的句子,很好的诗。我们现在分析一下,徐志摩是怎么西化的。不过,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他西化成功了。你看,“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本来中文是 “你我在黑夜的海上相逢”,可是呢,“在黑夜的海上”摆到后面去:“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这也是西化,绝对不是中文的习惯,我们中国人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不会少说一个“理”。可是徐志摩说“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就很好了。如果他说“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方向,我有我的方向”,这不是情诗了,这是情人吵架了。“方向”只有一次,是聪明的,就是西化成功的。后面三句也是西化的,“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记得” 动词,“忘掉”动词,他们合用一个受词,这个受词就是最后一句“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如果他不用一次,而用两次,就变成“你记得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那就啰嗦得不得了了,连散文都不能算好散文了。他聪明就是他只用了一次,“你记得也好”,他不告诉你你记得什么,然后他说“最好你忘掉”,然后出来了,“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这就是西化成功之例。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有删节。录音整理:南方都市报记者钟刚、实习生陈乃琳,该讲稿载《南方都市报》2008年4月18日。)

首届华语文学周系列讲座之

王小妮:文学·生活·未来
演讲者:王小妮(著名诗人,海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策划、主持: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时间:2008年4月10日
地点:中山大学南校区中文堂

大概在一两年前,有人说“文学死了”,在网上有过很多激烈的争论。我觉得这是一个极端的说法。这种话用老百姓的说法,就是“一种气话”,就是他希望文学是活着的,然后他义愤地说:“文学死了!”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故事的时代,一个金钱的时代,一个忆苦趋乐的时代,痛苦的事情不要说。我觉得趋乐是人的本能,所以可能是在这样的一种时代,学生蜂拥而至地、报复式地把自家几代人都没有享受过的福都在今天享受一遍,所以他现在立即要幸福。那什么是幸福呢?打游戏比读书,有人觉得前者更幸福,所以他避免了这些痛苦的事情,尽量去选择幸福和接近幸福、夺取幸福,占据着,永远不放手。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间,我是充分理解,理解所有赚钱的人和准备赚钱的人、期望得到自己生活的人。现在我知道很多人有仇富的心理,但是作为我,我既不仇富也不恨贫。我觉得这个社会这样子是有道理的。因为她确实曾经让很多人苦了大半辈子,没有得到幸福,他们要找回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要接受历史的一种矫正。
在这样的大的时代背景下,《南方都市报》做了华语文学传媒盛典这样一个活动,而且是不断地在做,连续做到现在已经是第六届了。作为我个人是这样判断,不管她把奖颁给谁,只要她按照她自己的操作标准、她的准则,一步一步按照她自己的规范来做,那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的大背景下做了一件另外的事情。在任何一个社会层面上,有人做另外的事情,都是值得敬佩和赞扬的,尤其在这样的年代做这样的事情。我们说了,文学几乎是不能兑现——某个部分可以兑现,文凭可以兑现,但是文学本身是绝对不能兑现的。

每个人都活在文学中

我跟我的学生提到文学的时候,我跟他们讲我理解的文学的功用:
第一,当你痛苦的时候,她可以平息你内心的痛苦。每个同学都可以不理解我的说法,但是如果你喜欢上她了,你渐渐会觉得,她可以安慰我,医治我。就是我学的这种东西是可以稍稍把它兑现为一种心情的。
下一个我说的东西你们可以通通都不同意,我也不要求你们有跟我一样的想法,就是说,文学是可以救你的命的。我的学生很不理解,“文学怎么救命”?但是我跟他们说,在你们再大一点的时候,可能文学能够帮助你,能够拯救你。我并不要求你们马上就告诉我,“你说得太对了!”我觉得文学做不到。而且,我自己理解的是,不是文学需要我们,是我们需要文学。文学可能没要求你们来学,让很多人来理解和阐释文学,仅仅是我们需要她,是我们心里缺了点什么。
去年秋天,我们去黄山下的一个小镇旅游,进了镇之后有个河塘,上面有一座很小的小桥。一大群人,一个跟一个,但在走的过程中我前面的一个人就停下来了。我看他像一个乡镇的干部。他停在那儿,堵住了人流。河塘里荷叶都枯了,没有多少荷叶了,这时候,他忽然说了一句话:“江山如此多娇!”说完之后他就继续向前走了。
我就觉得特别好笑,你看啊,这样的人走在这样的一座桥上,在阻碍交通的情况下,他停了一下,他“文学”了一下。那是小水啊, 荷叶也很破败,但是他有那种感觉,在那一刻——无论他做过什么坏事,也许他曾经贪污了或者怎么样了,但是那一刻他心中涌起了文学的、人的那种动物的、基本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每个人心里的文学,我们都有不同的文学,不同的理解角度。在每一个人的理解程度里面都有不同的东西。
还有一个,文学的世界是一个绝对的、自我的、自由的世界。很难想象,当一个人说现代人有很多标准的时候,他就忘记了起码的东西。一个人坚持了他的自由的思维,这是我们中国人非常需要的,因为我们曾经那么被“集体”过,能够独自地、自我地享受思想的自由,是非常幸福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经常一群人在大路上走,没有独立的思想。
但是,文学是能够让你独立地、自我地、自由地思维那么一小段——有的时候有的人很长——一个写长篇小说的人如果他写的是真正的文学作品的话,可能一年中他都在做那件事情,那么他就会很幸福。
现在很多回忆文章、电视里面的节目回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时那个时代是文学的“圣殿”啊、“天堂”啊,什么夸张的词都用上了。我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其实那时候的每一天都和现在一样,平凡、庸俗、无聊,甚至还有其他很多的东西。光芒不是立刻就看见的。所以我说,我们现在坐在这里,觉得这是多么没意思的一天啊,但是所有的光芒并不一定在今天显现,可能要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才显现。所以,我觉得最平凡的就是我们最自然的、最优秀的、最闪光的东西。所以,我从来不说,过去多么好、现在多么不好,七十年代多么好、八十年代多么好、九十年代多么好,我从来不喜欢这种说法。我觉得那时候的存在有道理,那么我们现在的存在肯定也有它的道理。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活在文学中间。没有任何感受是写不出东西来的。有时候我对学生说,我们要写作业了,下面一片哗然。我的学生写的东西非常好玩,特别是一开始,如果他们的文章长一千字的话,前面300字肯定是海岛风光的抒情,都是套话,“椰风海韵”啊,“阳光明媚”啊……我看了以后觉得特别奇怪,我说你们为什么要抒情?你要说什么就说什么,只要是你的感觉就可以了。我就说把他们前面的抒情去掉,后面就出现了很多好词好句,不断地堆砌一些词。我就对他们说,我们从现在开始,消灭好词好句,消灭成语,原来你的心里有感觉,一时间不一定能说出来,我们就接着再学。

生活比文学走得更远

我在这里跟你们讲生活,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理解的。大概在几年前,好像作家都在讲体验生活,然后就有人说,我根本都不用体验,我就是生活,等等。我理解的生活,我觉得就是我,自我,我自己,我这个人指代的一切。生活,我自己的理解,是虚构永远也比不上的,是永远都在我们的创作前面的,是震撼的、厚重的。可以说两个简单的事情。
几年前我去巫山,我们租了一辆小吉普车,在路上遇到一个老师,他问我们能不能把一个孩子带上,然后那个老师和三四个小男孩就塞进了我们的车,像三四个小麻袋一样。我觉得特好玩。开了很久,有一个小男孩突然喊了一声:“爸爸妈妈!”原来他在车窗里面看到他的爸爸妈妈,于是我们的车停下来,他到家了。他的爸爸妈妈在摘土豆,他看见他爸爸很兴奋,他的兴奋不是别的东西,是看到他爸爸以后就莫名地兴奋。接着我们也下了车。他的爸爸和老师就说了孩子的学习啊什么的。大概五分钟左右,她的妈妈从盘旋的山上跑下来,抱着一个雀巢咖啡,然后拼命地叫我们“喝茶!喝茶!”他们的热情让我们非常感动。然后我们的车就开走,开走了以后我就在联想,我这个联想是属于虚的一部分。
去年的八月,在甘肃。我和一个老师在那个地方,来到一个很小的羊肉面馆,餐厅里有四张台,其他三张台上大概坐了七八个藏民,大家都在等面。那时候一碗面都没有,大家都在等。他们先到了,所以一碗过来,他们就先吃了。我观察,两个人一碗一碗地把面条端过来,然后又跑出去把每个人的筷子拿回来。做这些事情那两个都是男孩,他们另外的手里都拿着他们的手机。到了吃面条的时候,有一个妈妈要把一碗面条分开,分给她的两个孩子。她用两只手去抓面条,想把这碗面分成两份,烫得嗷嗷叫。大家都好玩地笑了, 她也笑了,孩子也笑了。然后她终于用手把这碗面捏断了,给她的两个孩子吃。两个孩子在吃的时候,一个女孩非常兴奋地坐在一个折叠的椅子上,腿晃荡晃荡地摇动起来,晃荡晃荡,那个椅子“砰”的一声就向后倒下了,她也摔倒了。所有的人都在笑。这样的一个场景是虚构不出来的。
讲这样两个故事,是我看到的,不可能编出来的。我想,哪一个大作家,不管他多么了不起,他都无法杜撰生活中这样的镜头。如果你现在是一个作家,我们每个人都设想一下, 这个男孩很淘气,你们可以在想象中构造一下。但是当我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生活本身真的让我觉得瞠目结舌。你也许想到的比我这个故事更奇妙。
这个男孩很淘气,他的老师治不住他,任何人跟他同桌他都会捣蛋。所以只有安排他一个人坐在最后一排。这个男孩开始做一件事情,就是在他们后墙那里开始钻洞。我也不知道经过了多么长时间的钻洞,钻洞的结果是某一天上课在隔壁另一个教室上英语课的时候,忽然在老师的背后出现了一根绳,就是那种小孩跳绳的彩色的一根绳,时长时短,时进时退。同学们看来看去,坐在下面都笑了,笑得了不得。后来老师拿了一把剪刀——他们的老师是有剪刀的——把伸出来的绳子剪掉了。人们发现,墙的厚度是46厘米。你想,他用了多长时间钻这46厘米。
这就是生活。我看你们谁能想象这个孩子。我看了以后觉得真的是出乎别人的意料。这个孩子如果碰上《越狱》,那拍第四季、第五季、第六季都没问题。我在这里不想引申到这个男孩被隔离,他的自尊心受到多么大的伤害,这是教育学的事情。我们的生活真的是要比我们的文学走得远。
如果生活比文学走得那么远,那文学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举两个都获得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的诗人的诗。于坚写的《那就是大海》:“那就是大海\灰黄色的肚子切开\拖网拉上来一堆塑料袋和无名骷髅\那就是大海……”于坚写的大海,里面有塑料袋和骷髅、打鱼人。然后紧接着他的下一个句子:“曹操在战争途中突然临风\大军脱缰而去\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我们知道,海是不可能突然间把曹操淘出来的,这是生活中绝不可能出现的,但这是文学,可以忽然把“垃圾袋”和“曹操”并在一起,是这样的一个层面。
还有雷平阳,也是我们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的诗人,这首诗朗诵起来效果非常好:“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他的爱和针尖上的蜂蜜,他把两个不可能形成的东西用文学的形式衔接在一起,使我们感到一种意外的惊喜。“针尖上的蜂蜜”你想想,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我们不阐释诗,但是我们觉得这要比普通生活平常得多,字典得多——就是有很多的不能再多的解释。“故乡”是什么,这是其他不能代替的,不能解释的,只有到了文学,忽然挖开了这个大的地道之后,才成为可以传递。所以,文学就有这样一种功能,这是我们现代人写作需要实践的。
最近有一个呼吁说,小说要写“好看”的故事。搞电视的人,他们说第一件事要“出事了”,然后“出什么事 ”。这是他们的创作方式。如果小说也用这种方式来操作的话,那你不用再从事什么文学了。来自最普通的生活,没有摆脱、飞越这个之上的,才可能是文学。仅仅满足于让人家觉得好看,那简直不是文学所能包容的。我觉得真正伟大的、留得住的文学,是寻找不平常、发现新鲜、创作意外、不停地超越生活本身。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无论多么好看都是毫无意义的。
在我上课的同学之间,我发现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我们现在的文学,包括作家,还是更多地关心自己,停留在我自己的层面上。我曾经看过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得了五百万的奖,然后就收拾东西回家了。我把这个事跟同学们说了,我说有一个高二的学生,某一天早上在刷牙的时候——这不是我编的——忽然想起今天兑奖了,于是丢了牙刷去刮那个奖,就发现中了。中了之后就卷起铺盖跑了,跑出校门外。然后我们下面的学生就不停地问:“多少?多少?”我说我们是学影视的,我们应该知道悬念的作用,我们先不说多少。等到我说他跑出校门外的时候,然后说五百万,他们说:“ 哦——哦——”我说他的老师叫他回学校,然后他们说:“哦——怎么可能回学校?!”我说,我也觉得,应该不回去,他没法学了。
有一年要考试的时候我跟他们说,学校方面有什么措施我一点都不感兴趣,但是你们可不要不把这个惩治不当一回事,终生不要作弊。我看他们都不当一回事。马上他们就考试了,那个教务长跟我说:“哎呀!我在你们班上抓了7个人啊!”他们没有好好地听进去我的话,甚至连惩治也不怕。那么,我们人活着到底有多大的底线我也不知道。所以,如果是有文学,如果你心里有那么一点点畏惧,那就是另外一个样子。这一点是我们喜欢文学的人能够体会得到的。文学和我们的关系是相当深厚的。

我们可以设计未来

下面我讲讲“未来”。我们任何人都不知道未来。很多金融专家都只要知道明天,并不要求知道后天。由于我们不知道未来,所以人类对先知还不是非常信任。我们不知道未来,但是我们可以尽我们自己所能设计未来。
三天前我看到一个调查,中国大学生40%认为大学四年没学到什么东西。曾经在1999年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山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女生,很偶然地在深圳我看到她,我说,“四年大学时间里,你觉得有没有你敬重的老师?”她说——非常绝对地说:“没有!”我当时想,真正的好老师呢?当我做了老师以后,我决心很认真地去做老师,这样才能对得起下面那一双双的眼睛。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来创造未来。
我们每个人的信仰都不同,但是每个人都要尽责。当然,尽责的方式是不同的。但是,你这个责任是有的,是逃不掉的。在一定程度上讲,文学是你尽责的渠道。有的学生站起来说,“老师,你说的是假话。你的书我看了,那里面很多好词好句。”我说:“那是我青年的时候,现在我不要好词好句。”很多时候,要把别人不知道的告诉更多的人,我觉得我能够做到真实地告诉别人。现在正在发生的,谁能做点什么吗?我觉得只要做到这点,就可以了。
我注意到很多机场的报刊亭,摆在前面的书都是什么“你有没有谋略?”,“怎么样成功”,怎么样“阴谋”。我觉得,怎么就没有教我们怎样做一个单纯的人呢?这个民族在今天非常需要年轻知识分子做一个单纯、正直的人。那些把什么都分得很清的人,这是我的工作,这是我的爱好,这是我的责任……我觉得这并不就是好的现象。
我以前是没有经常出来讲话的,但是,自从我做了老师,我从来没有推迟过一次对着年轻人,对着我们的大学生讲话。只要有机会,我都愿意站出来讲。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有删节。录音整理:南方都市报记者钟刚、实习生陈乃琳,该讲稿载《南方都市报》2008年4月15日。)
演讲者:余光中(台湾著名诗人、散文、文学教授)
策划、主持: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时间:2008年4月12日
地点:中山大学南校区中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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